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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鸣顿了一下说道：“你们的想法是不对的，地下工作的任务是为前方收集情报，这跟战场上的战斗是两回事，也是两种形式的战争，地下工作就应该更隐秘，更有组织性、纪律性，而且应该更遵守地下工作的客观规律。”

    路鸣原来是情报工作的外行，可是他跟彼得和安德烈混熟了，这两个老牌的苏联特工向他传授了许多苏联军事情报局培训特工的经验，所以纸上谈兵他还是能来两下的。

    “路鸣，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的人本来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而且暂时隐蔽了起来，后来得知侯亮经受住了考验，才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没想到事情居然发生了逆转。”董先生痛苦地摇头道。

    “这个叛徒，他个人两次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却没能经受住人性的考验，为了自己的女人和儿子，背叛了革命事业背叛了党，死有余辜。”安意说着，眼里都要喷出火来。

    她无法不痛恨，这次侯亮给上海地下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人性是最脆弱的东西，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经受不住考验。”路鸣说道。

    “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同志每天都在接受人性和党性的考验，如果一个人连党性考验都能经受住，那就一定能经受住人性的考验。”安意咬着嘴唇坚定地说道。

    路鸣不知道安意说的党性考验是什么，他也弄不清其中的含义，现在他最关心的是董先生和安意有没有暴露的危险。

    “侯亮应该不知道你们两人的身份吧？”路鸣紧张地问道。

    “不知道，我和上海的同志基本都不认识。”董先生说道。

    “按理说，他也不会知道我的存在。”安意摇头道。

    “那其他人呢，地下党上海市工委的人，有没有人知道你们的身份，或者跟你们见过面？”路鸣又问道。

    两人想了想，又相互看了一眼，分别摇了摇头。

    路鸣终于重重地舒了口气，心里踏实了许多。

    安意到上海之后，一直想跟地下党上海市工委的同志接头，但总是阴差阳错，没能顺利完成任务。

    她为此多次跟董先生发脾气，要求董先生给总部发电报，重新安排她在上海的工作。

    董先生出于保护电台绝对安全的考虑，婉言拒绝了安意的要求。

    事实证明，董先生坚持遵守保密原则的做法是正确的，在保护电台安全的同时，也顺带保护了安意的安全。

    “被捕的其他同志现在怎么样了？”董先生问道。

    “还能怎么样？挨个受审，逐个上酷刑呗。不过昨天好像有两个不太重要的人招供了，目前看还没招供出什么重要情报。”路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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