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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认为这田赋无需削减，甚至可以略微增加到四百万石。”

    “不过在此的前提是，丈量当地田地情况，同时按照耕地情况进行收税。”

    “虽然这样有些复杂，但朝廷也只是在苏松二府如此收税，并且派遣的里长、粮长、吏员也会是寻常府县的两倍。”

    朱高煦说罢，朱棣轻声道：“四百万石……”

    他略微算了下，若是按照朱高煦的建议，那苏松二府每亩田要征收四十二斤粮食。

    “想让百姓改换农家肥为土化肥可不容易。”朱棣看着朱高煦提醒道。

    “可又有几家百姓能用得起农家肥？”朱高煦反问朱棣的同时，又开口道：

    “朝廷给出的化肥，按照每斤一文售卖，而多产粮食百斤，上交税粮后还能有三百五六十斤，比原先产量高出五六十斤，而今苏松米价每斤三文，百姓每亩可多赚百余文。”

    “况且即便是农家肥，那费用却也不便宜，每亩最少要用三车，每车三四十文，可不比化肥便宜。”

    “只要朝廷给出政策，儿臣不相信那些用不起农家肥的百姓会不用土化肥。”

    朱高煦有把握，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农民为粮食增产的渴望。

    即便面对新鲜事物时他们会变得十分保守，但只要朝廷之中的官员率先开始使用土化肥，那百姓也会争先效仿。

    “你的政策是什么？”朱棣询问，朱高煦也顺势说道：

    “民间的风向，都是以官员为主，而官员又以宫廷为主。”

    “儿臣准备说动在苏松有田的官员使用土化肥，并让他们吩咐宣传，同时在各县乡镇的官府衙门开设官店，以朝廷名义对土化肥进行摆放售卖。”

    他口中所说的“说动”，倒不如说是胁迫，毕竟相比较百姓，当下的官员们更好控制。

    苏松二府多少官员手上的田是干净的，他们比谁都清楚。

    朱高煦这次承认他们手上的田，可以说为许多人免去了牢狱之灾。

    经过这么些年治国，朱高煦也差不多看开了。

    均田地如果能均，那自然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均，那就加强税收和吏治管控，只要确保税能收上来，并且能合理用到百姓身上去，那反倒利于管理天下。

    田赋、杂项、商税这样的直接税征收起来过于麻烦，倒是类似盐、茶、铁这样的间接税收起来比较容易。

    如果不是当下大明的货币储量还不足以支撑征收货币税，朱高煦甚至想提前进行税收改革。

    在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提前进行货币征收，那只会适得其反。

    晚明张居正一条鞭法原本是不错的政策，可这个政策具有强烈的“泛江南”主义。

    这所谓“泛江南”主义就是以泛江南的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湖广、江西等中南、东南部地区经济市场来笃定全国市场。

    在大航海白银不断涌入大明的背景下，经营丝绸、瓷器、茶叶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四省就好像工厂，不仅直面海洋贸易航道，也在生产加工售卖的产业链上稳步向前，故此经济繁荣。

    其次的广东、湖广二省，前者以二道贩子的身份加入海上贸易，后者则是在江南广泛种植棉花、桑树的同时继续耕种粮食，成为继江东苏松常湖等府之后的大粮仓。

    江南虽然种粮食的人比以前少了，可他们做生意赚的却多了，可以高价从湖广买粮。

    也就是说，海外流入的白银，基本都涌入了这六个省的腰包里，这六个省也是从东向西最先开始货币市场化的省份。

    对这些地方征收货币税是没有问题的，这点从晚明浙江动辄起运几十万两就能看出。

    不过相比较它们，大明的其它省份问题就比较糟糕了。

    整个北方除了山东金矿开采情况不错外，其余省份根本没有太多矿业产出，所以在一条鞭法后，北方百姓变卖粮食为钱，再用来交税成为常态。

    关键在于，北方民间的货币储量并不多，而朝廷征收货币后，也并未能将南方的货币集中投入北方发给百姓，而是分散在天下投入，并且北方投入除了军饷外，其余投入并不算高。

    如此长此以往下来，北方的货币储量自然是越来越少，钱荒也开始随之发生。

    加上官员的贪腐问题得不到解决，百姓对于税收的不满和对法律权威的质疑现象开始增加。

    这种情况下，如果合理整理吏治，适当政策倾向北方，那民意还可以挽救，不过这时大明已经进入了十七世纪。

    随着欧洲三十年战争开始，德川幕府闭关锁国这两种世界政治变化的发生，世界涌入大明的白银开始急速减少，而贸易带来的铜钱流出却在继续。

    不仅如此，东北的女真崛起，西北的天灾蔓延更是加重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财政问题。

    这些各种问题，都是朱高煦需要预防的问题，因此他没有一味的遵循世界经济，而是将世界经济渐渐变为国内经济。

    西南的银铜矿，吕宋和日本的金银矿，这些矿产是大明市场货币化的重要支柱。

    只要它们能稳住几十年，并不断将金银铜矿运往本土，那随着市场货币储量渐渐充足，加上货币政策偏向北方，那大明就可以开始降低直接税，增加间接税。

    大明的盐价无疑是历朝历代最低的，私盐情况也是最猖獗的。

    相比较宋代几十上百文一斤的官盐，明代官盐价格不过十余文，可即便如此还有百姓觉得贵，这是因为私盐过于便宜了。

    明初私盐还不算猖獗，不过据朱高煦了解，百姓也基本以食私盐较多，因为私盐比官盐便宜了五文。

    别看只是五文钱，但如果算下来，大明七千万百姓每人少交五文钱，朝廷就减少三十五万贯收入，更别提每个人每年最低吃盐三斤了。

    如果能断绝私盐，按照正常的官盐价格进行买卖，那大明光盐税便能稳定在三百万贯左右，并且还会随着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

    像万历年间那种人口一亿五千万的局面，光盐税就能收到七百万贯，稍微抬高一点盐价，收税千万贯绝对没问题。

    毕竟万历年间即便是陕西西安这种西北城池，一名普通力夫每日工价都能维持在二十文，一年花费在盐上的工钱不过三日工罢了，算上全家也不过半个月。

    只要这笔上交的税收能落到民生上，那对整个天下无疑是有利的。

    想到市场货币问题，朱高煦也对朱棣开口道：

    “过去七年以来，朝廷从西南和海外收获白银、铜锭经过铸钱环节，如今已经对北方的民间通过以工代赈释放八百余万贯，对南方释放六百余万贯，府库之中尚有新钱六百余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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